“更待菊黄佳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，白居易的名句让人回想遥古的同时，更使人想起号称“京都一圣”的陶然亭。
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宣武区，北门在陶然亭路，东门在太平街，南抵右安门东城根，西至育新街，占地面积达到近60公顷，其中水域面积就达l7公顷之多，素有“都门胜地”之誉。陶然亭不同于北京城内的其他园林，它不具备皇家园林所独有的金碧辉煌、肃穆端庄的气势，却自有一番别致精巧的韵味，也很有些人文遗迹。
首先是和那位鼎鼎大名的香妃有关。相传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，被掳进皇宫的。乾隆因其貌美，且体有异香，而册封为香妃，并对她大加恩宠。但香妃矢志守节，随身怀刃，准备杀帝报仇。皇太后闻讯，召其入宫，赐死，葬于陶然亭，称为香冢。蔡东藩《清史演义》、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以及金庸《书剑恩仇录》等书，所描写的故事大体雷同。戏剧《香妃恨》、《香妃》，以及20世纪50年代上演的《伊伯尔罕》等，也都是按照这个悲剧情节编写的。
然而，陶然亭的初建，远不是这样香艳，这样传奇，相反倒实在得很，埋汰得很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清时期，陶然事公园一代属于烧砖瓦的窑厂，专供皇帝建筑城墙与宫殿之用。康熙年间，工部郎中江藻担当窑厂监督。为了有一个休息的好场所，江藻在窑厂南面的慈悲庵内，盖了三间房子。他想为房子命名，想来想去，他觉得自居易诗中“更待菊黄佳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中的“陶然”二字正表达了自己的心境，于是取名“陶然亭”。为此，江藻还特意写下《陶然颂》，并把它刻在南山墙上，至今还能看到。只是当时的陶然亭，不过三间瓦房而已。
未建公园之前，陶然亭也没什么看头。民国年间的鸳鸯蝴蝶派小大师张恨水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所谓陶然亭，并不是一个亭，是一个土丘，丘上盖了一所庙宇。不过北西南三面，都盖了一列房子，靠西的一面还有廊子，有点像水榭的形势。”从张氏所言中可知，陶然亭并非“亭”，然而为什么江藻又命之为“亭”呢？其实，古人向来有十里一亭之说，亭是供行人休息的场所，而江藻所建也正是为了休憩，因此顺手用了一个“亭”字，没什么稀奇。
张恨水所称的庙宇就是慈悲庵，庵中保存彭八百的石刻三块，极为珍贵。许多人前来慈悲庵，很大程度是冲着彭八百而来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也在此留过笔墨，称此为“城市山林”，后来又应慈悲庵主持僧静明的邀请，重写翁方纲“烟笼古寺无人到，树倚深堂有月来”一诗。据说翁方纲与翁同稣有很深的渊源呢。
陶然亭的另外一处人文遗迹，是高君字、石评梅墓。高君宇、石评梅都是现代史上的革命者，他们英年牺牲，令人叹惋。而他们的纯洁爱情，纠及他们留给后人的文字，当使后人缅怀、景仰。
有位作家曾这样写道：在京城众多的园林里，陶然亭是寂然的。它没有气势恢宏的雕梁画栋，也没有雕栏玉砌的长道，在众多皇家园林的环围下，它显得简陋，但简陋并不寒酸。它的简陋接近于朴素和自然，也可以说它有些乡村山林的野趣。在一派华贵雍容的皇家禁苑中，它宛如乡间名士的亭峙深渊，井然自如，不卑不亢，神色潇洒地坐落在南城的一角，远远地和达官显贵对弈。陶然亭的美，正在于它的山林乡野本色。这又正如一位诗人所赞叹的：“果然城市有山林，除却故乡无比好。”